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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長制的公眾參與意愿與行為研究——基于湖北、江蘇兩省的調研數據

              來源: www.halxjx.net 發布時間:2021-10-21 16:45
              論文地區:中國 論文語言:中文 論文類型:經濟管理
              這是一篇優秀的經濟管理論文范文,主要基于湖北、江蘇兩省的調研數據 ,對河長制的公眾參與意愿與行為研究與探討,水是生命之源、生產之要、生態之基,河湖水系作為水資源的重要載體,對于支撐區域發展、保護生態環境具
                 這是一篇優秀的經濟管理論文范文,主要基于湖北、江蘇兩省的調研數據 ,對河長制的公眾參與意愿與行為研究與探討,水是生命之源、生產之要、生態之基,河湖水系作為水資源的重要載體,對于支撐區域發展、保護生態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過開展特殊體驗活動,如組織示范河湖參觀活動等,以深化公眾對河湖治理的感知與體會,進而有效提高公眾的河湖治理意愿。主觀規范是公眾參與河湖治理的催化劑。

                 摘要:河長制已經進入常態化建設階段,為建立其長效機制,調動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營造全社會共同關心和保護河湖的良好氛圍,本文的政策啟示如下:1.政府應該從各個維度注重公眾積極心理因素的培育。行為態度是公眾參與河湖治理的基石。教育是培育積極態度的有效工具,社會需要加強公眾的水生態文明教育,以提高公眾認知能力。此外,通過開展特殊體驗活動,如組織示范河湖參觀活動等,以深化公眾對河湖治理的感知與體會,進而有效提高公眾的河湖治理意愿。主觀規范是公眾參與河湖治理的催化劑。

              第一章   導論

              1.1 研究背景
              水是生命之源、生產之要、生態之基,河湖水系作為水資源的重要載體,對于支撐區域發展、保護生態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伴隨著人類活動的加劇和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河湖水系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和破壞,導致河流斷流、湖泊萎縮、水污染加重(左其亭,2017)。鑒于此,一些地方政府開始積極探索河長制。主流觀點認為 2007 年太湖藍藻危機是河長制的發端。隨后,因其簡單易行、實用有效,迅速在全國范圍內擴散(王洛忠,2018)。2016 年底,《關于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下稱《意見》)的出臺,標志著河長制從地方實踐上升到國家行動,也預示著河長制從臨時性的水危機應急之策向著常規化、長效化發展(周建國,2017)。另一方面,河湖資源具有環境資源所共有的復雜性與開放性,無論是政府還是市場,在單一向度下,都難以妥善處理好河湖治理這一艱巨的任務。而公眾參與是對政府與市場失靈的有效彌補(曾婧婧,2015)。《意見》也明確提出“加強社會監督,拓展參與渠道,營造全社會共同關心和保護河湖的良好氛圍”。然而,在實踐中,由于民眾對河長制中的公眾參與政策理解不到位,政府應急與社會旁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王書明,2011)。在全面推行河長制背景下,為打破這一局面,吸引公眾參與是進一步加強河湖管理保護工作的關鍵。
              公眾是否參與環境治理,其實是一個心理決策的過程。從已有文獻來看,對這一心理決策過程研究的邏輯起點在于參與意愿的研究(白永亮,2019)。但也有一些學者指出,公眾在參與環境治理過程中,往往會產生意愿和行為的悖離(王格玲,2013),因而,還需要進一步對參與行為進行研究。計劃行為理論是結合意愿與行為,研究個體心理決策過程的經典理論,且在環保領域應用廣泛(魏東,2019;王麗麗,2017)。另一方面,將計劃行為理論模型引入公眾參與河湖治理的意愿和行為研究中,河長制作為當前維護河湖健康生命的政策保障,也是公眾參與河湖治理的政策保障。政策的落地有賴于地方政府的實際執行。一個開放包容的政府會提高公眾的環保參與率(Tolbert  C  J,Mossberger  K,2006),而一個開放性不足的政府會導致“參與失靈”,瓦解政府的公信力(王錫鋅,章永樂,2010)。這里的開放性是指政府對社會參與所采取的公開、回應、包容的態度,也即政府行為規范。由此推測,政府行為規范與公眾參與河湖治理行為之間存在某種內在聯系。因而,除心理因素外,政府行為規范也是影響公眾參與河湖治理決策的重要因素。心理因素與政府行為規范對公眾參與河湖治理的影響孰大孰小?心理因素的不同維度對公眾參與意愿的作用有何不同?
              ..............................

              1.2 研究目的及意義
              1.2.1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
              (1)立足研究區域,利用結構方程模型,探究公眾心理因素與政府行為規范對公眾參與河長制的意愿與行為的影響,并分析其內在機理。
              (2)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針對影響力的差異,為提高河湖治理的公眾參與水平提供相應的政策建議,并為健全河長制長效治理機制提供有力示范依據。
              (3)基于實地入戶調研數據,以長江中下游流域河長制的公眾參與為例,研究公眾參與河湖治理的內在邏輯,以期為提升長江中下游公眾參與水平及河湖治理水平提供可行建議。
              1.2.2 研究意義
              1.2.2.1 理論意義
              (1)拓展河長制的研究對象。對于河長制的研究,以往都集中在政策解讀與制度解構上,從微觀層面考慮公眾參與的研究不多,且多為現狀的描述、存在的問題分析等,沒有重視個體行為選擇的心理決策過程。因此,本文從微觀個體角度出發,研究河長制中公眾參與的行為決策過程,進而提出提高參與水平的政策建議,這極大地拓展了河長制的研究對象。
              (2)為個體環境行為的研究提供可靠的研究架構。以往研究表明,個人的環保行為受心理、社會、經濟等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其中,心理因素的影響更為直接。但是,以往對心理因素的研究缺少統領性的理論框架,對行為決策的生成機理研究不到位,缺乏理論深度。研究所用的測量量表也缺乏信效度,導致結論零散系統性低。基于計劃行為理論研究河湖治理的公眾參與,恰好彌補了以上缺陷。
              ............................

              第二章   相關概念與理論基礎

              2.1 相關概念
              2.1.1 河長制
              河長制是由各級黨政領導掛帥,采取承包責任制來治理轄區內河湖水系,依法依規落實地方主體責任的一項水環境治理制度。河長制的推行經歷了個別首創、局部轉移、全面實施三個階段(沈滿洪,2018)。2007 年太湖爆發藍藻危機,這次水環境危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無錫市政府開始探索水生態治理的新模式,出臺相關文件,將河湖水質與各級政府領導考核績效掛鉤,并對河長嚴格追責,河長制由此誕生。由于河長制的推行,太湖水質得到穩定改善,河長制在全國各省市迅速擴散。2016 年底《意見》的印發,標志著河長制在全國推廣,由局部走向全局。2018 年 6 月,我國已全面建立河長制。 從表面看,河長制誕生于應急事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從深層看,河長制適應了跨區域治水的要求,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九龍治水”的難題;該制度“首長負責制”的特點符合我國傳統的國家治理結構;并且,該制度是生態文明建設在河湖治理領域的基礎。因此,河長制的產生有其必然性。
              河長制旨在通過整合各級黨委政府的執行力及嚴格的考核問責機制,以改變“九龍治水“的局面,提升河湖治理的績效,避免”公水悲劇“的發生。河長制的包括以下運行機制:一、協同治理機制。統籌流域資源,協調各治水單位投入水環境綜合治理二、行政管理機制。在水環境治理過程中,政府運用行政權力對公民與企業進行管制的機制。三、監督機制。各級政府之間、各部門內部對權力的行使進行監督,政府監督各企業及社會公眾的違規行為,并鼓勵公眾參與監督。四、公眾參與機制。拓展及暢通公眾參與渠道,管護信息透明化,強化公眾監督;增強輿論引導,提升公眾的責任意識與參與意識。只有落實好以上運行機制,河長制才能發揮制度優勢,完善好水治理體系。
              .......................

              2.2 理論基礎
              2.2.1 公眾參與理論
              2.2.1.1 公共物品理論
              19 世紀 60 年代,薩繆爾森提出了“公共物品”這一概念,相關理論的研究由此開啟。(吳偉,2004)。與私人物品相對,公共物品特征為非排他性、非競用性(谷國鋒等,2010)。非排他是指無法排除個人不對產品進行支付便可使用產品的情形,典型例子是國防和海魚。以國防為例,一個公民即使拒絕支付國防,也可以享受國防提供的安全保障。非競用是指個人對某一物品的使用并不會影響到他人的使用狀況,典型例子是國防和廣播。以廣播為例,某個人收聽廣播并不會對他人的收聽情況產生影響。
              公共物品根據特征不同可分為三類。通常把國防、燈塔這一類兼具非排他性和非競用性的物品叫做純公共物品;把私人電影院這類具有非競用性但有排他性的物品叫做俱樂部物品;把海魚這類有非排他性但有競用性的物品叫做公共池塘資源。與私人物品由市場配置不同,公共物品存在四種典型的供給方式:政府供給、私人供給、自主供給、聯合供給。根據沈滿洪(2009)的研究,以上三類公共物品分別對應著不同的供給方式,將其整理成表,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公共物品分類與供給
              表 2-1 公共物品分類與供給
              河湖資源具有非排他性與競用性,屬于公共池塘資源。因此,供給模式有政府供給、聯合供給與自愿供給。將社會參與引入到河長制體制建設中,實質上是將政府供給與自愿供給相結合的聯合供給,是倡導多元主體共同治理河湖的新模式。本文著重研究的是其中的自愿供給模式。公共物品的自愿供給結合了自主組織與自主治理。對河湖資源的自主治理,強調公眾參與治理過程。
              .............................

              第三章  河長制與公眾參與現狀分析 .............................................. 17
              3.1 數據說明 ................................................. 17
              3.1.1 研究區域概況 ............................................ 17
              3.1.2 數據來源 ............................................... 17
              第四章   河長制的公眾參與意愿與行為研究設計 .................................... 24
              4.1 影響河長制公眾參與的因素分析 ................................................ 24
              4.1.1 行為態度 ............................................... 24
              4.1.2 主觀規范 ............................... 24
              第五章   河長制的公眾參與意愿與行為模型實證分析 ............................. 33
              5.1 模型的檢驗 .............................................. 33
              5.1.1 測量模型檢驗 ....................................... 33
              5.1.1.1 收斂效度檢驗 ...................... 33
              5.1.1.2 區別效度的檢驗 ....................................... 34

              第五章   河長制的公眾參與意愿與行為模型實證分析

              5.1 模型的檢驗
              5.1.1 測量模型檢驗
              驗證式因子分析(CFA)是 SEM 分析的一部分。在 AMOS 中 CFA 分析是分別執行每一個測量模型,檢驗每個構面的信效度,以保證結構模型整體配適度良好。故 CFA分析是執行結構模型的前置步驟。本文主要采用收斂性效度與區別效度的方法對測量模型進行 CFA 分析,二者相結合與通常所說的信效度檢驗效果一致。
              5.1.1.1 收斂效度檢驗
              收斂效度分析是檢驗同一構面的測量指標在統計上是否具有內部一致性,與 SPSS中的信度檢驗具有相同的效果。本研究針對所有構面進行 CFA 分析,模型的六個構面中,除 AB3 與 SN4 以外,其他潛變量的因素負荷量均在 0.6~0.95 之間,且都顯著;六個構面的組成信度(CR)在 0.7~0.9 之間,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均在 0.5 以上,符合Fornell 等(1981)的標準。因此,本模型除了 AB3 與 SN4 因素負荷量較低外,但仍屬可接受的范圍,其他均符合標準,因此所有構面均具有收斂效度(如表 5-1)。
              表 5-1 收斂效度檢驗結果
              表 5-1 收斂效度檢驗結果
              .............................

              第六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6.1 研究結論
              本文以河長制的公眾參與意愿與行為為研究議題,以計劃行為理論為基礎框架,結合文獻研究法挖掘出拓展的影響因素——政府行為規范,提出適用于本研究的理論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設;借鑒計劃行為理論在公眾參與、環境治理領域的研究問卷,設計了《河長制的公眾參與意愿與行為調查問卷》;對長江中下游流域湖北、江蘇兩省7 個市(區)河湖附近的的居民進行實地調查;對所收集的數據進行收斂效度、區別效度檢驗、擬合優度檢驗,再進行路徑分析、中介效應分析,并驗證研究假設。實證分析的主要結論如下:
              1.表征長江流域河湖附近居民心理因素的三個維度行為態度、主觀規范、知覺行為控制均對公眾參與河湖治理意愿有顯著正向影響,且影響系數行為態度(0.203)>主觀規范(0.167)>知覺行為控制(0.103),三者均通過參與意愿的中介作用對參與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政府行為規范不僅能通過參與意愿間接影響參與行為,且政府行為規范對參與意愿的影響系數為 0.240,大于各心理因素對參與意愿的影響,還能夠直接影響參與行為,政府行為規范對參與行為的總效應為 0.445,略小于參與意愿對參與行為的影響。總體而言,政府行為規范對參與意愿與參與行為均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
              3.長江流域河湖附近居民的河湖治理參與意愿對參與行為的影響系數為 0.467,這充分說明參與意愿是引發參與行為的關鍵,且心理因素與政府行為規范通過參與意愿的中介作用對參與行為產生了間接影響。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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